全球各種國家間的俱樂部中，從七國集團（G7）、二十國集團（G20）到亞太經合組織（APEC），以及非盟、阿盟等，沒有那個俱樂部的出勤率比得上金磚五國（BRICS）。過去14年的峰會中，沒有哪個首腦缺席，即便疫情中也堅持視頻連線。
而今年在南非舉行的第十五次峰會（8月22日-2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缺席了。
背後的原因不難理解，南非是《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簽署國，而該法庭發佈對普京的逮捕令。如果他現身約翰內斯堡，南非就有義務逮捕他，然後送到海牙國際法庭接受審判。如果普京真去了，一向尋求不結盟的東道主南非會極其難受，甚至被這個問題逼得選邊站隊。
超高的出勤率，展示出成員國對於這個平台的重視；首次有人缺席，則折射出國際環境變遷中，金磚集團的面臨的政治張力。在這種張力之下，本次會議有兩點特殊之處：疫情後該組織第一次線下峰會；就金磚集團擴容達成共識。
峰會前，擴容的消息就開始傳出，輿論逐漸匯聚於一點——在金磚集團中已經日趨顯赫的中國，如果繼續拉入幾個與其親善的國家，是否將打造一個更具代表性，甚至足以抗衡G7的大國俱樂部？
峰會落幕後，路透社援引拉馬福薩稱，將邀請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亞、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加入金磚國家合作機制，這六國明年元旦正式成為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新成員國。
BBC中文採訪了包括提出「金磚國家」概念的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在內的多位專家，梳理其歷史，剖析其現狀，展望其未來。
打造新金磚
2001年，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在一份報告中研究了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的經濟潛力，並創造了金磚國家（BRIC）的縮寫。
這個提法不斷發酵，四個國家也趁勢而為，在2009年舉行金磚集團第一次峰會；第二年在中國促成下，南非加入，「金磚五國」（BRICS）正式成立。
作為一個整體，金磚五國的重要性愈發顯著——2001年，他們在全球GDP中的佔比為8%左右，G7則佔65%；時至今日，五國GDP已佔全球26%，G7則降到43%。
2009年，正值美國爆發次貸危機，金融海嘯席捲歐美，此消彼長下，當時就有分析認為，金磚五國將快速成為與G7匹敵的新興勢力。
但是仔細來看，五國沒有如預想中那樣齊頭並進，而是在發展速率上快速分化，中國和印度一騎絕塵，近年來平均增長率保持在6%以上，巴西和南非卻增長緩慢，平均每年1%左右，而俄羅斯則因發動戰爭，經濟上都陷入困境。
尤其是中國，在金磚國家中的比重越來越大。2001年，金磚國家中，中國的經濟體量約為一半；22年過去，這個比例已經上升到70%左右，貿易總額也達到相似水平。
在同一時期，中美關係，乃至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在過去五年急劇惡化，中國亟需一個國家平台，能夠與美國領導的G7分庭抗爭。
兩個原因共同作用下，提升金磚集團的國際影響力，被擺上桌面。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應對美國的壓力。」經濟學人智庫（EIU）全球貿易首席分析師馬志昂（Nick Marro）向BBC中文解釋，近年來，美國和盟友之間的外交協調日益緊密。而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多邊反華聯盟一直是中國政府最大的夢魘之一。習近平曾試圖通過加強與非西方國家的關係來對沖這一問題，但結果喜憂參半。
升級金磚集團，重要一步就是擴容。這次峰會上，金磚五國就擴容達成一致，通過了一份為納入新成員列出指導方針和原則的文件。而已經有不少國家在排隊了——這次峰會前有南非官員透露，已有超過40個國家表示有興趣加入，其中超過20國已提出正式申請。這意味著，14年後，金磚將再次開始接納新成員，屆時BRICS縮寫將如何改變則不得而知。
作為「金磚」概念的提出者，吉姆·奧尼爾（Jim O’Niell）向BBC中文表示：「中國急於擴大金磚集團，我認為這主要是象徵意義，而且我不認為這是中國的首要任務。我也不認為他們會花太多時間來考慮這個問題，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個輕而易舉的勝利（easy win）。」
對抗G7？「幾乎不可能」
國際俱樂部，通常源於其成員的共同經濟利益（比如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或者共同的安全訴求（比如北約），或者共同的意識形態（比如G7）。
金磚國家則不然，它從2001年被吉姆·奧尼爾創造出來，就只有一個指標——最具經濟增長潛力的新興國家。五年後，高盛還專門設立一支基金，投資這些國家的發展機會，也側面印證了這一點。
除此之外，這些國家在政治體制、發展階段、地緣戰略、國際關係，幾乎所有方面都不盡相同：
巴西、印度、南非實行民主政體；中國、俄羅斯則被認為是威權體制。
人均GDP上則分了三檔：中、俄人均超過12000美元，巴西、南非超過7000美元，印度僅為2000美元。
安全關係上，印度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盟友，中俄則跟西方關係緊張，巴西和南非試圖在東西方之間居中協調，難日漸困難。
而在這些分歧之外，甚至最初的經濟潛力的指標也不再適用——南非和巴西停滯，俄羅斯被西方制裁，中國疫情後復蘇不如預期。而高盛早在2015年就停了了投資金磚國家的基金。
吉姆·奧尼爾（Jim O’Niell）則揭示了更為根本的一層矛盾。 「習近平試圖將金磚集團轉變為他自己的『七國集團』？我想印度人可不會答應！」奧尼爾說。 他稱，事實上，這是金磚國家面臨的巨大現實問題：中國和印度的關係不夠緊密，很少在任何事情上達成一致。因此，儘管他們都喜歡這個組織，喜歡成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擁護者，但他們並不希望被對方的光芒所掩蓋。中國和印度並沒有真正嘗試合作，阻礙了金磚國家集團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馬志昂也表達的相似的觀點。他認為，中印關係緊張，自 2020 年年中發生邊境衝突以來，兩國關係不斷惡化。中印關係中也存在強烈的不信任感，部分原因是中國與巴基斯坦的關係。
即便是看似緊密的中俄關係，也存在變數。馬志昂稱，表面上，中國和俄羅斯不遺餘力地強調兩國關係密切，特別是在面對西方壓力時。儘管中俄友誼的各種口號不絕於耳，但俄羅斯在全球的孤立卻使這種關係變得更加複雜。中國敏感地意識到，如果支持俄羅斯，將尤其影響中國與歐洲的外交關係。
「如果中國試圖將金磚國家集團定位為G7的替代者，巴西、印度或南非也不太可能想明確地以這種方式結盟。這些國家外交政策的優先事項並不包括在中國或西方之間選邊站隊，中立才是最受歡迎的選擇，」馬志昂稱。
這次峰會上，這種趨勢已可見一斑。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在峰會上致辭說，金磚國家無意與美國和西方集團競爭。「我們不想站在七國集團（G7）、二十國集團（G20）或美國的對立面……我們只是想要組織起來。」
白宮也不甚擔心，並表示不認為金磚國家會成為美國的地緣政治對手。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更是直言：「這是一個非常多樣化的國家集團……在關鍵問題上有著不同觀點。」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亞太學院講師宋文笛則向BBC中文提及經濟上的潛在因素。
「金磚峰會此屆恐怕維繫消極議程有餘，推動積極議程不足。」宋文笛稱，「財聚則人散，財散則人聚」，此為戰國四君子之一孟嘗君的故智。創造性的積極議程有賴中國的資金挹注推動，然而北京內部已經下令各級政府需要在疫情後經濟困難之際勒緊褲頭過日子，恐難有太多餘裕在援外議題上特別慷慨。防禦性的消極議程則是中俄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同時面臨西方壓力加碼，更需團結打輿論戰。
尋求新秩序的中國
金磚集團放到更大的歷史背景中，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它的意義和困境。
1945年二戰結束，有歷史學家將這一年定義為「零年」，因為在此之前，世界秩序取決於實力，強可以凌弱。二戰的慘烈結果使戰勝者決定建立一套規則體系（rule-based），保障弱國的權利，保障個人的權利。
近80年來，國家主權與個人權利之間的緊張關係並未消除，很多現代人沒有意識到，二戰之後建立的世界秩序是新穎而脆弱的，尤其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所以在西方掀起軒然大波，因為這是少見地直接踐踏世界秩序的行為。
近80年來的另一大變量則是中國快速崛起。中國崛起後，有一股衝動，即尋求符合自身利益的秩序安排，鄧時代的韜光養晦，源於自身實力不夠。
那麼中國想要什麼樣的世界秩序 ？直白點說，習近平希望改變世界秩序，使其更適合威權統治者生存。具體而言，中國並不打算使其他國家變得更像中國，而是希望建立一種「介入更少」的國際體系，使一個主權政府不必屈從於其他國家對於人權的定義。中國經常說「互不干涉」「相互尊重」都是基於這一原則，簡而言之就是「主權優先」，而非「人權優先」。
背後的邏輯是，如果基於人權的秩序，意味著可以干涉別國內政，比如敘利亞使用化學武器沒，就招致聯合國制裁，中國不希望類似的介入發生在自己身上。
那麼中國如何改變世界秩序 ？
一方面與國際組織合作並試圖改變他們的規則，使其更傾向於「主權優先」「互不干涉」的新秩序。這一點上舉步維艱，畢竟從世界銀行、IMF、WTO，再到聯合國，無不是西方話語體系下的產物，不過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幫助了這一進程，比如美國推出世衛組織，給予中國更多話語權。
另一方面，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拓展雙邊關係，獲得支持者。中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對人權狀況的不關心，受到很多不喜歡美式國際體系的國家的青睞。這也是金磚集團極為重要的原因，它可以成為吸納這些國家的重要平台，即將加入的新成員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亞、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等無不符合這一特點。
金磚還能閃閃發光嗎？
在受訪專家看來，金磚集團雖然有些先天分歧，但也存在大有可為的領域。奧尼爾列舉說，在這個框架下，中印之間應該加大貿易往來；可以協調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共同訴求；在應對傳染病上的藥物研發和預防。
「從集團內部的分歧來看，該集團的發展前景充滿挑戰，儘管如此，金磚國家集團的擴大可以為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機會，使它們能夠更好地獲得彼此間協調的外交或財政支持，」馬志昂說。不過他說， 考慮到金磚國家現有成員和潛在成員之間巨大的經濟差距，這一點也可能過於雄心勃勃。比如，近年來「一帶一路」倡議受挫就說明了中國挑戰西方主導的多邊框架的能力有限。
金磚集團成立初衷之一，就是扭轉發展中國家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不成比例的話語權。為此，五國領導人成立了一個「小世行」和一個「小IMF」，即新開發銀行（NDB）和 「應急儲備安排」（CRA）。
今年四月，盧拉訪華時，特地在上海參加了新開發銀行，致辭時他說：「我每到晚上都會問自己，為什麼這些國家都必須要以美元作為結算方式，為什麼不能用自己國家的貨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這到底是誰決定的？為什麼不是人民幣？為什麼不是巴西雷亞爾？」
「我知道大家比較不習慣，因為大家長久以來使用美元已經成了一個習慣，但我想，21世紀我們應該可以做一點非常不一樣的事情，」他說。
目前，新開發銀行向超過100個項目貸款330億美元，並吸收了孟加拉、埃及和阿聯酋三個非金磚成員。但相比世界銀行的投入和影響力還差得遠。
宋文笛還推測，如果金磚集團要尋求突破，可能會圍繞在中亞周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和俄國的歐亞經濟聯盟尋求接軌和資源共享方面做文章。因為，中國長期或可享實利，俄羅斯則短期內無需付出額外成本，最後，還可以由此宣示金磚有所進展 (deliverable)，實際上誰需要為此買單則是戰略模糊，甚至是否需要投入新的成本皆是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