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北京、上海等地陆续放宽摆摊规范后，深圳宣布自9月起也不再禁止“路边摊”。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地摊经济解禁代表中国整个经济结构产生了变化，一向“高大上”的城市也不得不放下架子，开放民众摆摊以贴补家用。但地摊经济毕竟是一个相当边缘的经济，若想指望通过地摊经济来拉动中国的宏观经济，那就被评论为痴人说梦。
深圳特区报5月4日报道，深圳市近日修订“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允许街道办事处根据“方便群众”、“布局合理”、“监管有序”等原则，在兼顾居民日常需求和市容美观有序的情况下，划定摊商经营场所。符合规定的沿街店家还可以将商品摆在店门口外一定范围内，借此揽客。但对于在划定位置之外摆摊且拒不改正的，将按照占地面积每平方米处以1000元人民币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将没收摆卖物品和摆摊工具。新规预计自今年9月1日起实施。
这一波新开放设摊的城市还有甘肃兰州。此前，北京、上海、昆明与杭州等地，都已陆续宣布放宽摆摊限制，中国媒体华夏时报说，中国开放地摊经济的城市达28个。
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美中贸易战与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中国正面临全球供应链重组的问题，不只是一般的跨国公司或外国厂商撤离中国，就连“红色供应链”里的佼佼者如苹果公司也要转移生产阵地。苹果执行长库克（Tim Cook）日前曾多次提及印度的重要性，这也意味着印度很可能会取代中国、成为苹果未来主要的销售市场与生产基地。库克日前还前往印度访问，并亲自出席了印度首家苹果专卖店的开业仪式。
经济结构重组
蔡明芳教授表示，当外国厂商纷纷撤离中国，中国的经济与就业自然会走下坡，中国整个经济模式也开始重组，第一个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在内需上，而地摊经济正好可以解决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须。为了节省开支，人们吃饭不用一定要上餐馆，路边摊就能饱餐一顿。
蔡明芳说：“我觉得这个地摊经济再起，它某种程度当然也是代表了中国整个经济结构的一个变化。第一个，地摊经济有可能是创造一个新的就业机会；第二个，它其实也有平抑物价的一个功能。”
中国去年的经济成长率（GDP）仅3%，创下过去40年来的次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今年三月坦言，今年要达成5％的目标“并不轻松”。
与此同时，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疫后经济稍微回暖，第一季度的城镇失业率为5.5%，比上年第四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但年轻人失业率仍高，今年3月份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为19.6%，比上月上升了1.5个百分点。
边缘性政策
政治学者、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可以想像，未来几年，中国的地摊经济会逐渐扩大，不仅底层人民会出来摆摊，甚至很多中产阶级也会加入摆摊的行列，因为疫情三年期间，人民遭受了难以形容的严格控管，又面临着高失业率、中小企业倒闭、经济近乎萧条的情形下，人民谋职的空间越来越狭窄。虽然政府有到各地去做调研，但除了对民营企业家喊话给予信心和安慰外，并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出台。在这种背景之下，当局允许各地开始摆摊、复活地摊经济，似乎是一种没有有效政策与实质性政策下的一个相当边缘性的政策。
吴强说：“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地摊经济繁荣时代的到来，但是在大陆、在内地我们都了解，这个是一相当心酸的历史。”
他表示，过去十几年因为民众摆摊和城管之间发生的冲突不计其数，几年前北京在寒冬夜里赶走几十万“低端人口”的事件也还历历在目，这种冲突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市容问题，而是底层阶级人民生存空间的问题。
政府让步？
吴强表示，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6月赴山东烟台考察时，曾形容地摊经济是“人间的烟火”、“中国的生机”，但当时北京日报等中国官媒还出现“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等评论。因此，现在开放地摊经济可以说是政府对底层人民生活空间的一种“让步”，但是这就是通过一种“释恩”的姿态，用类似扶贫的方式，来缓解高失业率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
前中国广州日报集团旗下的信息时报总编辑雷歌现在住在美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深圳在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高科技新兴城市，腾讯、华为等互联网大厂云集，之前因为其城市自我定位很“高大上”，所以一直对地摊经济不屑一顾，管理得很紧。如今多个城市开始为地摊经济“开路”，说明了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确实不景气、失业人员猛增，“让一些高大上的城市也不得不放下架子，复活不那么高大上的地摊经济”。
雷歌表示，地摊经济自古存在，几乎跟人类商业交换的历史一样久远，不管是跳蚤市场、市集、夜市，还是广东人称作的“走鬼”，或是现在流行的汽车“后备箱集市”，都是不同形式的地摊经济，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都存在着。
他表示，现实来看，地摊经济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既解决底层人民的就业问题，又方便百姓的生活，甚至还能成为当地文化特色甚至旅游景点，因此只要有相应的管理就应允准，对地摊经济打压或严厉禁止是政府暴政的表现，从来就没有正当性。
边缘性经济
雷歌说，从地摊经济无处不在的意义上来说，他永远看好地摊经济，因为它就是百姓生活的一部分；但从三年疫情的清零封控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性的崩坏来看，他并不看好地摊经济能够扛起重振中国经济的大旗。
雷歌说：“地摊经济在宏观经济结构当中，它是属于边缘化的部分，它增加灵活就业，让底层百姓补贴家用、改善生活，那是真的；你要指望那种地摊经济来拉动宏观经济，那真的是近乎痴人说梦。”
作为地摊经济的典型代表，山东淄博烧烤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里火爆全国，每天吸引超过10万游客“进淄赶烤”。但即便如此，它对中国的GDP贡献也是微乎其微。
雷歌表示，若以三月份每天有5万人进出淄博和五一期间的人数做个平均，以每天有8万人到淄博计算、每人花70块钱人民币吃烧烤，代表烧烤消费一天是560万元，一年是20余亿，不到21亿，虽然游客也会带动其他旅游、交通、住宿等消费，但那些都不属于地摊经济，就烧烤本身的消费其实是20亿左右。
低水平开放
他说，淄博去年的GDP是4400亿，但全年烧烤的消费只有20亿，不到GDP比重的0.5%，而且这还是在淄博烧烤在全国火爆出圈、每天都有那么多外省游客前来的情况下才有的消费量，但实际上地摊经济的消费者绝大多数都是本地人，因此就算每个城市都拿出绝活火爆起来跟淄博相当，也拯救不了中国的宏观经济。
分析人士说，地摊经济虽然救不了中国的宏观经济，但淄博烧烤出圈恰恰体现了中国社会其实极待一种“低水平开放。”
北京时评人吴强说：“打破地域权力的各种的限制，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能够自由旅行、安全的旅行，这种低水平开放才是中国社会最需要的。中国人民现在似乎也只能满足于这种低消费的烧烤经济作为一种安慰。”
雷歌表示，从前名不见经传的淄博烧烤之所以会在今年3月突然火起来，有诸多非常特殊的内部和外部的条件，特别是时机，包括淄博政府去年善待山东大学1万2千名到淄博隔离的学生，在送别他们时特别包场请吃烧烤，给学生们留下非常温暖的念想；另也包括淄博市政府围绕烧烤所做的精心策划和全面包装，比如举办“淄博烧烤节”并在一个月前就开出“烧烤专列”、“烧烤公交专线”，并推出定制的“烧烤地图”，还免费开放公厕和停车场、增加5G基站和与提供免费手机充电器等，以方便游客
政府角色转换
他表示，淄博烧烤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并不是烧烤本身，而是民众在经历了三年严酷的疫情管制和年初噩梦般的感染死亡潮后，淄博这里营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温暖、宽松、善意，且充满热情，这就是人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
雷歌说：“在这里，你可以享受自由，释放激情，而政府，只为你提供服务。这正是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但在当今中国，却是凤毛麟角，难怪它一出现，人们就趋之若鹜，把淄博捧成火爆出圈的网红。”
他认为，即使各地都端出特色的地摊经济，比如兰州卖拉面、无锡卖小笼包、天津炒大麻花等，也很难再复制淄博这种全国性的火爆，主因就在于它正好在处于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风口；尤其是看懂淄博烧烤火爆的实质，就会知道其成功关键在于政府角色的转换，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在管控中窒息社会活力。
雷歌说，但以淄博模式跟中共政权特性完全不相容的情况来看，淄博模式在全国没有推广的空间，也难以持续。淄博烧烤大概只能停留在淄博，也只停留在烧烤，“它创造了瞬间的灿烂，但最后只留下一个寂寞。”